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汕头海平路97号，一座不起眼的三层小楼静静矗立于一片骑楼之中，仿佛诉说着一段尘封往事。90多年前，这里曾是中央红色交通线之一——“南方线”上一个至关重要的秘密站点“华富电料行”。
没有枪林弹雨的正面交锋，没有惊天动地的战场厮杀，在这条长达3000公里的地下交通线上，一批批党的核心领导人、一箱箱紧缺物资、一笔笔重要资金，正是通过这个“隐形枢纽”，安全抵达了中央苏区。
上世纪30年代初，在通往中央苏区的其它交通线均被敌人切断后，这条“上海—香港—汕头—大埔—永定—江西”交通线成为中央苏区和外界联络的唯一渠道。从1930年底到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前夕，这条交通线一直未被破坏，始终保持畅通，汕头红色交通站也以“历时最长、从未被发现、任务完成出色”的纪录，成为中共在隐蔽战线上的成功典范之一。
这段红色传奇后来成为诸多影视剧的素材来源，近年拍摄的电影《暴风》中便有该交通站的影子。
华富电料行 以经商为掩护的“秘密任务”三四米的柜台边，一位店员正在低头拨算盘，他后面的陈列柜上，是灯泡、收音机等各种电料产品。不远处的一张八仙桌边，坐着两个正在“谈生意”的人——这是中央红色交通线旧址（汕头站）陈列馆首层的场景，几座铜像栩栩如生地还原了当年华富电料行的情形。
在陈列馆三楼，几座铜像又还原了另外一幕：几个“生意人”围坐在一张桌上打麻将。
谈笑风生之下，是白色恐怖笼罩的汹涌暗流。
1930年秋，中共中央交通局筹划了一条前所未有的“秘密通道”。
彼时，中央革命根据地面临着敌人的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双重困境。为了在铁桶般的严密封锁中“凿开缝隙”，1928-1934年，中央交通局组建了全国秘密交通网，包括北方线3条、长江线3条、南方线4条。上海—香港—汕头—大埔—永定—江西中央苏区的地下交通线就是4条南方线的其中一条。
在1932年底至1933年初的第四次反“围剿”之后，形势更加严峻，3条北方线、3条长江线以及南方线4条支线中其余3条先后遭破坏，中央苏区的对外交通几乎被完全切断，上海—香港—汕头—大埔—永定—江西这条交通线成为中央苏区和外界联络的唯一渠道。
汕头交通站是这条线上重要的枢纽，由周恩来同志亲自部署。事实上，当时中央在汕头先后设立了两个直属绝密交通站。在华富电料行之前，中央已在汕头镇邦街设立了“上海中法药房汕头分号”交通站。但该交通站在中共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叛变以后停止使用。
1931年初，中共中央决定在汕头再建一个绝密交通站。
于是，在1931年1、2月间汕头迎来三位“上海客商”：陈彭年、顾玉良和罗贵昆。1982年，已78岁高龄的顾玉良对汕头党史工作者黄明华、秦梓高回忆，他是上海郊区人，当时是第一次到汕头，不懂潮州话，但做过生意，当过党内交通，知道一些做生意的道理和党内秘密交通的经验。陈彭年是山东人，穿着长袍大褂，活像个“资本家”，在租界做过长期秘密工作。二十出头的罗贵昆是广东梅县人，能讲当地话，还有社会关系，成了团队的“翻译”和“媒介”。
他们住进了一家客家人开的南京旅社，半个月后通过罗贵昆的社会关系，在旅社附近租下一栋三层楼房。房子临街却没有铺面。三人分工：陈彭年当经理，顾玉良当会计，罗贵昆做职员。他们请人制作了一块招牌——“华富电料公司”，挂在门墙上。底层布置成经理卧室兼仓库，二楼是洽谈买卖的“写字间”，三楼做厨房和餐厅。还雇了一个不到二十岁的本地青年做杂工。
三人以经商为掩护，在汕头进行地下工作。陈列馆讲解员林丽扬接受南都N视频记者采访时解释，华富电料行专营批发代销，不做零售，所以比较少外人进出，不容易被发现。更重要的是，这家铺子恰好能采购苏区紧缺的物资——无线电器材。当时，苏区急需的无线电通讯设备、电池、药品等，都被中央交通局列为“特需物资”，而一家电料行，为采购这些物资提供了便利。
据原闽西交通站主任李沛群在1980年回忆当年汕头交通站的情况时说：“听说有一个资本家花花公子之类的人（是上海人，在汕头做生意）同我们关系很好……他到店铺来，就跟陈彭年他们打麻将，谈生意经。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一大堆申请、批准、报关、托运等等手续，所以通过商人出面，要同商人搞好关系。”陈列馆三楼打麻将的铜像，正是还原了当年交通站与商人周旋的场景。
护送干部、输送物资和传送资金是汕头交通站的三大任务。
从1930年到红军长征前，经汕头交通站进入中央苏区的党员干部有200多人，重要领导干部包括周恩来、邓小平、瞿秋白、任弼时、陈云、聂荣臻、李富春、邓颖超、董必武、刘伯承、左权等。
《我的父亲邓小平》（邓小平女儿毛毛撰写）中记述：“1931年7月中旬，父亲和阿金两人由上海上船，到广东汕头上岸，找到了交通站，即由交通站派一广东同志带路，径直北上，经广东边界大埔，顺利地进入福建的永定，这里已经进入中央苏区的地界。”
李沛群在1982年回忆，1932年初邓颖超取道汕头赴中央苏区时，就是他负责护送的：“……当时，汕头方面有一位同志进去闽西大站和我一起来到汕头这个交通站。……还有汕头站一位懂客家话的同志相陪。当时，邓大姐化装穿普通老百姓衣服，中年妇女模样，头发结个髻，是城市平民客商内人的装束。我自己也是生意人的打扮，认邓大姐做我的表姐。……我们坐火车到潮安后即搭电船（民间的）到大埔……有一个警察过来问话，因我的客家话不很通，就由汕头站那位交通员用客家话应付过去了……”
每一位的护送都堪称“绝密任务”。1931年护送周恩来的“暗战”，最是惊心动魄。在陈列馆的展厅中，有一处展柜中专门呈现了这次惊心动魄的护送。
据曾任香港华南交通总站站长饶卫华后来回忆，1931年12月，周恩来第四次来到汕头。当时，他穿着牧师长袍，戴着大胡子，胸前挂着十字架。护送他的交通员，就有当时刚接手汕头交通站工作的第二任站长肖桂昌。
肖桂昌后来曾在汇报中谈到，按照计划，交通站先将周恩来安排在汕头最大的旅社金陵旅社。但该旅社下楼拐角处，一个玻璃镜框里镶着1925年“汕头市各界欢迎黄埔学生军大会”的照片，里面正好有周恩来。
为了防止周恩来被认出，肖桂昌当机立断：立刻转移。他们搬到棉安街一家小旅店——这间旅店是当时在潮汕的国民党独立第二师师长张瑞贵秘密开的，宪兵和地痞流氓都不敢来打扰，反而成了最安全的地方。
第二天，三人坐上潮汕铁路的火车前往潮安。肖桂昌买了二等车厢的车票——按常理，二等车厢人少，便于观察情况。不料那天二等车厢只有他们三人，目标太明显。周恩来立刻意识到危险，带着肖桂昌快步挤入人声嘈杂的三等车厢。
三等车厢人又多又杂，大部分是老乡，比较容易隐藏身份。可偏偏不巧，该车厢检票员是1925年东征时曾到东江行政专员公署向周恩来请示过工作的铁路职工骨干。他一眼扫过来，周恩来急忙拉低帽檐，扭头看窗外。肖桂昌迅速起身挡住，递上车票。检票员见是二等票，指着隔壁车厢叫他们过去。肖桂昌连声答应，等那人走后，仍然坐在三等车厢。好在潮汕铁路全程只有几十公里，车上也只有一个检票员，不一会儿火车抵达潮安，一场虚惊才算过去。
后来，周恩来从潮安换乘船沿韩江而上，经大埔青溪，进入福建永定。这段旅程，也是当年无数革命者走过的“标准路线”。
绵延三千公里的“秘密物流” 从无线电器材到黄金白银当年，苏区最紧缺的，就是无线电器材、药品、食盐和布匹。华富电料行的“进货”清单堪称奇特：蓄电池、手电筒、各种电器零件……这些看似寻常的商货，从上海、香港等地采购后，由汕头红色交通站设法运往中央苏区，无线电通讯器材则由交通员携带专程护送。
苏区建立印刷厂、苏维埃银行、发行独立货币所需的大部分设备与原材料，均通过汕头红色交通站采购，再经整条中央秘密交通线分段转运送入苏区。同时，交通员们还经常把苏区在斗争中缴获的黄金、白银、外币等带往上海，帮助党中央解决经费困难。李沛群回忆，肖桂昌、陈彭年和他本人，都负责过押送苏区上缴银款项的任务。黄金、白银、钞票，这些触动了敌人神经的东西，被交通员们贴身携带，穿越层层关卡，送入党中央。
为何党组织会选择在汕头建站？“当时党组织选择华富电料行作为地下交通站，首先因为汕头地理位置优越。”林丽扬介绍，汕头于1860年开埠，到20世纪30年代，商业之盛居全国第7位，是粤东、闽西南、赣东南的交通枢纽、进出港口和商品集散地，华洋杂处，百业并存。《潮海关史料汇编》之《汕头概况》中记载，据不完全统计，至抗日战争期间（1937年），汕头市有各种洋行3441家，1933年汕头进出港船舶总吨位675万吨，仅次于上海、广州，居全国第三位。
在汕头，南洋华侨与客商来往极为平常，让这座海滨城市天然具备了“隐形”的条件。而且汕头与上海、香港的商贸来往密切，也是进入大埔、闽西的必经之地。在汕头设立秘密交通站，有利于过往同志乔装打扮，隐蔽潜伏，不易被发觉。
汕头不仅有地理优势，也有深厚的革命土壤。1925年至1926年，国民革命军两次东征在潮汕取得胜利，周恩来主政东江近一年；1927年南昌起义军进军潮汕，留下“潮汕七日红”的辉煌；彭湃、徐向前等革命家在此领导农民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红色信念已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为建立秘密交通站提供了最可靠的群众基础。
沉默的荣耀 首任站长牺牲17年后家人才得知1934年，红军长征开始后，汕头交通站退出了历史舞台。在这里从事秘密工作的同志各奔东西，继续奔走在革命的路上。
事实上，在隐蔽战线，每一个任务都是“绝密使命”，没有丰碑，没有勋章，甚至连亲人都不知道他们在做什么。而被护送的同志，也不知道他们的名字。
1982年，陆定一答复汕头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征询时表示，自己曾在1931年春夏之间通过汕头进入苏区。1932年6、7月又经汕头出苏区。
“交通员是谁？”征询函中问。
陆定一回答：“秘密工作规定不许问他的姓名，所以不知道。”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收到陈彭年侄女陈德芳的信：“民有一位伯父陈彭年，参加革命三十年，至今不知下落……一九三一年在广东省汕头市曾与沈锦干同志在汕头开设一所无线电行，伯父常来往于上海汕头之间，采购交通通讯器材运往解放区……全国胜利解放至今已经三年，家庭未见人信，故此呈函查询下落……”等来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的回复后，陈德芳才得知伯父早已牺牲。
她在1983年撰写的《陈彭年传略》中记载：“一九三五年九月在深入大草地中，陈彭年与其他两位同志，失足陷入沼潭中，没了顶，葬身草地，壮烈牺牲！……”
交通站停止使用后，“华富电料行”也不复存在，这栋三层小楼渐渐隐入市井之中。直到1984年4月顾玉良再次来到汕头，经过仔细寻找和反复辨认，才确定“华富电料行”旧址就是汕头市海平路98号（今为97号）的三层小楼。
90多年后，这栋楼修葺一新，与相邻的三层建筑连成一体，成为中央红色交通线旧址（汕头站）陈列馆。在这里，红色交通线的故事仍在传颂。大量党员干部、群众、学生来到这里，听讲解员讲述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这座老城里的红色地标也不断告诉后来者：那条路，从不曾被遗忘。
策划：王卫国
统筹：李陵玻
执行统筹：陈杰生 吴璇
采写：南都N视频记者 吴璇 实习生 彭媛
摄影、视频：南都N视频记者 吴泽嘉（除署名外）
设计：严丽萍 尹洁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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